1978年，郭沫若因病去世不久，他妻子于立群突然自缢身亡。原来，她在整理丈夫遗物时，得知姐姐早就怀了丈夫的孩子，而自己竟然还嫁给仇人，共同生活了40年。
1937年，上海文艺界的聚会上，21岁的于立群第一次见到郭沫若。那时她是年轻的话剧演员，他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。他主动走过来，语气温和地提起她刚去世的姐姐于立忱，眼里有她看不懂的哀伤。
那个年代的女孩，很容易被才华和深情打动。她只觉得这个男人重情重义，失去挚友后仍念念不忘。郭沫若对她的关照越来越多，送书、谈文学、聊理想。在于立群眼里，这是爱情的开始。
第二年，他们在武汉结婚。朋友们都说般配——他是文坛巨匠，她是进步女性。婚礼很简单，战乱年代没有太多讲究。于立群很快从舞台上退下来，成了“郭老的夫人”。
此后的日子，是长达四十年的操劳。
她替他抄稿子，一抄就是几十万字。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在重庆的大轰炸里护着孩子和手稿四处躲藏。她生了六个孩子，每个都是在动荡中生、在奔波中养。文艺界的人叫她“抗战夫人”，听起来风光，实际上是无休止的付出。
郭沫若的写作从未停止，他的光环也越来越亮。于立群把所有的委屈都咽下去，把自己活成他身后的影子。她不是不知道丈夫早年有过一段日本婚姻，那个叫佐藤富子的女人带着五个孩子找上门来时，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夜，最后还是选择把人留下。
她能接受那段历史。那个年代，许多事身不由己。
但她不能接受的是，自己最亲的姐姐，原来也和丈夫有过一段。而且那段往事的结尾，是姐姐在1937年春天，用一条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于立忱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以为是时局所迫、是病痛折磨。没人知道她肚子里有个孩子，没人知道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。于立群作为妹妹，只看到姐姐回国后一天天消沉，只记得她临走前的眼神里有说不出的绝望。
现在她知道了。那个让姐姐绝望的人，就是自己嫁了四十年的丈夫。
更让她寒心的，是时间线。姐姐死后不到一年，郭沫若就出现在自己面前。那时的哀伤是真的，但那份哀伤里，有多少是因为失去了于立忱？后来的追求也是真的，但那追求里，有多少是因为自己长得像她？
她想起婚后那些年，丈夫偶尔提起姐姐时的语气，想起他书桌抽屉里那张姐姐的照片，想起很多她曾经以为是“怀念故友”的细节。原来那些都不是故友，是旧爱。原来自己这四十年，一直活在姐姐的影子里。
她甚至开始怀疑更多。当年姐姐被迫回国、被迫堕胎、最终走上绝路，这中间有没有更深的隐情？丈夫在信里写“退缩”和“推开”，具体是什么意思？是怕影响名声，还是根本不想负责？
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了。郭沫若已经死了，于立忱也死了四十二年，只剩下她一个人，被这些信钉在原地。
1979年2月25日，北京城里的海棠正在酝酿花开。于立群把自己收拾整齐，走进书房，关上门。她最后看了一眼那些信，然后做了和姐姐一样的选择。
绳子勒紧的那一刻，她也许终于解脱了——不用再做谁的影子，不用再猜那些永远猜不透的事。
消息传出后，很多人不理解。丈夫死了八个月才自杀，为什么不早不晚？有人说她精神出了问题，有人说她承受不了两个儿子先于父母离世的打击。只有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明白，真正压垮她的，是四十年来一直活在精心编织的谎言里。
郭沫若的旧友们沉默着。他们也许早知那段往事，只是谁也没说。那个年代的文人圈里，这种事并不稀奇。只是这一次，代价是一条命，和另一条迟来了四十二年的命。
于立群死后，那些信的去向无人知晓。它们可能被销毁了，可能被封存了，也可能散落在某个角落，继续沉默地见证着一段无人愿意提起的往事。
张琼华，那个被郭沫若娶进门五天就守了六十八年活寡的原配，听说于立群也死了，只是叹了口气。她在四川老宅里继续活着，活到九十多岁，直到生命尽头也没等来那个男人的一句道歉。
佐藤富子，那个带着五个孩子来中国寻夫的日本女人，早已被安置在大连接下来的日子。她知道于立群死了，什么也没说。她太了解那个男人了，了解他如何从一个女人身边走向另一个，了解他如何用才华掩盖所有的薄情。
只是于立群到死才明白这个道理。
四十年前，她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深情的人。四十年后才发现，那份深情从一开始就不是给她的。她不过是姐姐的替代品，是那个男人填补愧疚的方式，是一个持续了四十年的将错就错。
什刹海边的海棠那年开得特别早。花落的时候，于立群的悲剧已经成了北京城里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人们议论一阵，也就忘了。
只有那些信，如果还在的话，会一直记得——记得一个叫于立忱的女人在东京的绝望，记得一个叫于立群的女人在北京的醒悟，记得两个姐妹股票配资公司排名，隔着四十二年的时光，被同一个男人引向同一个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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